分享丨预见2018——吴晓波年终秀，致敬四十年！

2018

WE DO WELL TOGETHER

2017悄然翻篇

一个新的、更辽阔的时间正在展开

吴晓波年终秀丨“预见2018”

在长达几个小时的演讲中

给创业者们带来了更多关于未来的思考

数据里的四十年

接下来我用几个数据，跟大家回顾一下，我们所有的国民们、兄弟姐妹们干了一些什么事。

经济总量：1978年，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到了1.8%，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的但同时极其贫穷，或者说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，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.8%。

人均GDP：40年前，我们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，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七位。今年结束，我们的人均GDP将达到9280亿美元。

恩格尔系数——我们每个月赚的钱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：40年前，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、酱油、鸡等等。今天，大概全中国老百姓每个月赚的钱里40%用于食品，60%用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，用于更多符合我们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。

摩天大楼：40年前，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，所谓的摩天大楼是我们梦中想象的，帝国大厦那些。今天，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楼中有8幢是我们中国的。

世界500强：40年前，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，一家都没有，全部都是国营企业，也没有世界五百强。今天呢，2017年世界五百强中我们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，其中有超过25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。

中产阶层：1978年，全中国人民一样穷，中产阶层是一个要被反对、被鄙视的名词。大家都是无产阶级，啥也没有。今天，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.3亿。这比除了美国以外，任何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。

奢侈品消费：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实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欢的人，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%是各位花掉的。而且这批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平均年龄39岁，美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？比我们要大15岁。而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5岁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中国起码是一个比美国年轻10岁的国家。

汽车：1978年，说起来很可怜，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，那时候几乎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汽车，如果你当时到一个县里去的话，只有县长和县委书记有一辆车，叫做公车。但是今天呢，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，到2017年年底，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要达到2940万辆。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的标配，一个基本的配置。

世界如何评论中国

为了今天的年终秀，我还专门翻了《时代周刊》，给大家看几张封面。

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小老头，到今年整整去世20年。40年前，是他带领这个国家走出了阶级斗争，被《时代周刊》定义为当年的年度人物。

第二张是1984年，一个长得很像王宝强的同学，拿着一杯可乐，站在长城上，标题叫做“中国的新面孔”。

2013年，《时代周刊》出现了一张封面——中国的今天非常危险，就像一个娃娃在吹泡泡一样，这个泡泡马上要被吹破了。

但是仅仅过了四年，同样是这本杂志，刊登了一篇文章叫《中国赢了》。因为他们的总统特朗普要来中国访问，为了拿到我们2000亿美元的订单，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。

你看，通过这一本西方的杂志，我们就会发觉，这个国家的变化并不是一天之间发生的，它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

有个人叫费正清，他在20多岁博士毕业时就来到了中国。1940年代中期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美国与中国》，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把中国和美国对照起来的一本书。

在这本书中，费正清说，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，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？是她决定放弃自己国家所有的传统和制度，然后把西方所有的文明和制度包括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，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不断冲击我们，我们不断作出反应。

1990年代初，在费正清去世之前，他又写了一本书叫《中国简史》。在这本书中他说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又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，他说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，很可能不是一个冲击—反应的结果，而是什么呢？是一个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。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她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。

布热津斯基，美国的战略家，曾经讲过一句话：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识，有一半是无法理解的，另外一半理解了，但是对不起，理解错了。这是一个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头脑对中国的看法。

正是因为这些聪明的大脑，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认知的模糊，所以我们看到，在过去四十年里，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，一次一次——在《激荡三十年》和《激荡十年，水大鱼大》里，我简单算了一下，起码五次——1989年、1998年、2001年、2008年、2013年，有五次被西方学者认为，这个国家就要垮了。

做出这些预言的人，有的是诺奖得主，有的是全世界最杰出的金融投机家，有的被称为“末日博士”，是一个经济学天才，有的是律师，一次一次的预言中国经济可能崩溃。但是当我们今天做年终秀的时候，中国经济还没有垮。

水大鱼大，水好水差？

上个礼拜在北大，周其仁老师做了一次演讲，演讲中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设问：中国经济规模发展得很大，过去十年经济发展得也很快，经济总量增加了2.5倍，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城市化率增加了12%，那么，这个水和鱼——所谓的水就是经济环境、制度环境，所谓的鱼就是企业—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？

他说，如果说水不好，中国的经济环境很差，不适合办企业，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是怎么来的？今天在座各位是怎么来到这里？二三十年前我们在座的地方是一片农田，怎么变成梵宫的呢？如果水不好的话，怎么来的大鱼呢？在座各位口袋里的钱哪里来的？2.3亿的中产阶层怎么出现的？没法解释。

如果水很好，中国有全世界优质的营商环境，是最适合赚钱的国家，那么为什么那么多鱼死掉呢？我写过两本《大败局》，我认识的很多聪明人都在那两本《大败局》里，中国每年有很多企业非正常死亡，到今天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他们为什么会非正常死亡呢？

今天很多的中国企业家，40年来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钱，但是他们移民了。2016年，美国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，92%是咱们中国人。为什么要移民呢？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国家不安全呢？那种焦虑从哪里来的？周老师提的这个问题，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仍然是一个问号。

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

发生了什么呢？这也是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，写《激荡十年，水大鱼大》时不断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。我在书里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，今天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我们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，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。

一、制度创新

这四十年的变革，是无数宏观制度、产业制度，不断被创新，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。所以制度的变革，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。

但是中国改革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非正常死亡？最大的原因是，中国的制度创新，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，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，关在房间里，把12345写完，然后昭告天下：我们就按这个路线图一直往前跑。中国的制度创新，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：“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。”

这句话是1990年代中期，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。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，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。请我喝酒时，在席间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吴先生，你知道吗，中国改革开放，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，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。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，后来我把它写进了《激荡三十年》。

二、容忍非均衡

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你会发觉，这个国家其实也挺其乐融融的，每天敲锣打鼓，每天喊口号，每天饿肚子，每个人都一样地穷。

1978年以后改变了什么呢？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，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。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，有的人要考大学，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，一个集体主义、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。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，这叫什么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。

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，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，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，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，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，只有一个关系——欲望，你愿不愿意富起来，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。

与此同时，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，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。

然后，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，叫特区、开发区、实验区、自贸区、自由港，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。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，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。

三、巨国效应

这个词是我跟经济学家管清友今年去瑞士时两个人聊起来的。他说中国的发展是什么原因？是因为各位的脑袋比欧洲人、美国人、印度人更聪明吗？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勤奋，但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之中。

别的没有多，就是人多。所以你看，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的关系。1978年，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2%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，今天多少呢？今天将近60%了。1990年，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，今天有2.3亿人了。

至于中国的互联网人口，今天中国有2家互联网公司，一个叫阿里，一个叫腾讯，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。是两个马老师长得很好看吗？是他们的智商比身在硅谷、伦敦、巴黎、东京，同时代的这些60后、70后更聪明吗？好像不是的。

随着互联网人口的增加，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，无非是创始人可能叫马云、叫李云、叫张云。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定会出现这个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互联网人口了。你推出了一款网络游戏，在别的国家有100万人玩，在中国可能同时在线8000万人。

所以，人口基数、人口红利，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。

四、技术破壁

任何一个后进国家、发展中国家，不断进步迭代，依靠的是两种能力。

一种是制度变革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，直到今天还在发生，就是：制度是可逆的。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抱怨，说什么呢？说我们的政策，像个旋转门，门开了进去以后，转着转着我又回来了，又像天花板，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。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。

但是，有一个东西不可逆，叫做技术变革。各位想想，今天中国很多的产业变革，金融产业变革、通讯产业变革、媒体产业变革，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？不是的。所有的牌照，仍然牢牢地抓在有关部门手里。但是，因为有技术的革新，使得你的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。技术破壁，是一种新的不逆的动力。

向他们致敬

四十年的中国改革，我们需要向一些人致敬，这些社会阶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向哪些人致敬呢？

第一个需要致敬的是农民工。今天有一个词叫鄙视链，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向下鄙视，可能在众多阶层中农民工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。但是你要让我致敬的话，我第一个致敬的是农民工，2.3亿农民工。

中国的农民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。但是他们要进入城市的时候，发觉这个国家的户籍制度有各种各样的限制，然后他们退回去，洗脚上岸创办了中国的乡镇企业。中国城市化以后，他们又以不真实的身份进入城市，付出他们的劳动，今天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。

在座各位里有当老板的吗？对他们好一点，好吗？年底到了，千万不要克扣他们的工资。

第二个需要致敬的群体，他们站在鄙视链的最顶端，但是仍会被我们鄙视——说1个亿还是一个小目标——这是我们第二批需要致敬的人，叫做企业家。

在1978年以前，大家在这个270度环屏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存在的。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，今天多少呢？2000万。中国今天是一个拥有2000万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，这是在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，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。

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同时改变了这个国家，这些不确定的冒险，改变了中国一个个产业，一座座城市的面貌。所以这些人的出现，以及容忍这些人出现的制度环境，是我们第二个需要致敬的。

第三个需要致敬的群体，大家看到可能觉得很奇怪，是我们的地方干部。

这一部分人，在今天其实挺郁闷的，甚至很多关于中国改革史的文章说，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是什么呢？是人民崛起的结果。在人民崛起的过程中，有一些被革命者，一些被改革者，他们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地方干部。

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今天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回望四十年，这部分人，同样是需要我们致敬的。

有一个词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义，这个词是我们的一位老前辈张五常在他的《中国经济制度》书中第一次提出来的。他说你到欧美国家去，只要是有点知名度的人，一个地方的市长、州长都能够接待你，花半个小时聊一聊。而中国的县长县委书记、市长市委书记，忙得跟狗一样。

所有的县委书记、市委书记，就是董事长。所有的县长、市长，就是总经理，他们跟我们做企业一样，背着KPI，我们有营业收入、利润率、净利润，他们有GDP、财政收入。所以张老师说中国的情况是，每一个地方长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作公司一样来经营，所以他说时地方政府公司主义。

第四个需要致敬的群体，是很多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们，包括很多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，他们的名字叫做创业者。

如今中国每一天有多少个企业创业？一百个、一千个？是一万个，中国每天有一万家企业创业，今年诞生了360万家的新注册的企业。但是很遗憾，它们中的95%会在18个月内死掉。所以中国是一个非常多年轻人创业的国家，同时也是创业失败率非常高的国家。

我在讲课的时候，常常有人质疑我这件事情，说吴老师这个东西是不道德的，那么多人创业那么多家死掉，消耗了那么多的资源。

于是我问他们，你看这些创业者中，有哪些人因为创业自杀了吗？每年中国有很多人自杀，因为失恋、抑郁、欠债自杀，有因为创业而自杀的吗？没有。所以这些人，都是拿着自己的生命，拿着自己的时间，在创业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。这一部分人，也是我们需要致敬的人。

四十年以来，中国是一个不断追赶世界的国家。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，它只是磨炼我们，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。有人叹息青春散场，历史已经结束了，要写回忆录了。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人开始吟唱：世界如此之新，一切尚未命名。